（作者系中央宣讲团成员、民政部副部长）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O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在党的全会历史文献中是第一次，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适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变化、着眼我国即将进入新发展阶段而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对我国“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一个时期的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深刻认识和把握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背景、形成过程、基本内涵、重大意义以及“十四五”期间的重点任务，对于我们广大民政干部读懂新发展格局，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经济活动本质上是一个基于价值增值，信息、资金和商品（含服务）在居民、企业和政府等不同主体之间循环往复的流动过程，如果考虑国家（或经济体）的边界，则有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之分。一般认为，所谓国内循环就是指以满足国内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国内的分工体系和市场体系为载体，以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为补充和支持，以国民经济循环顺畅、国内分工不断深化、总体技术水平不断进步为内生动力的经济运行体系；而所谓国际循环则是指以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为基础，以国际产业链和价值链为依托，以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为表现形式，基于比较优势的各经济体相互竞争、相互依存的经济运行体系。大国经济的优势就是国内可循环，而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大国经济通常都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运行体系。

 深刻认识和把握新发展格局提出的时代背景

       任何一个重大的经济战略思想的出现、重大战略决策的提出，都是特定时代和特定的国内国际发展环境的产物，都是对时代之问、新发展环境之问的回应。新发展格局的提出，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现实考量和战略远见。

       第一，这是我国发展阶段变化的结果。在改革开放后的很长时期里，我国资金、技术严重匮乏，但廉价劳动力丰富，同发达国家的经济形成了较强的互补性，我国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入了国际大循环，形成了市场和资源（如矿产资源等）“两头在外”“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给我国带来了经济长时间高速增长。经过21世纪第一个和第二个十年的持续努力，我国即将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任务，正式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技术水平有了较大提高，资金供给相对充裕，而资源环境约束愈益强化，经济发展已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质量和效益替代规模和增速，成为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我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在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适应比较优势的变化，通过提升国内循环的质量和效率，提升我国在国际循环中的位势，加快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第二，这是我国发展环境变化的结果。从国际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欧美国家针对一个时期以来产业“空心化”的弊端，纷纷出台“再工业化”计划促使制造业回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呈现出本地化、区域化、分散化趋势。2020年初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导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受到冲击，逆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碎片化趋势愈加显现，美国特朗普政府挥舞贸易保护主义大棒向我国频频施压，妄图号令“西方”乃至全世界“选边站队”，同中国经济“全面脱钩”，使得我国长期以来利用国际市场扩大出口、通过国际合作促进发展、运用国际规则维护权益的条件都在发生变化，特别是国际经济衰退、外部市场萎缩，导致“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发展模式的优势渐渐失去，我国面临需求端和供给端的“双向挤压”：一方面，消费市场依赖国外，主要贸易伙伴都在国外，如果出现疫情或制裁，出口订单会被大面积取消；另一方面，供应链上一些关键技术、进口原材料和配件依赖国外，一旦出现外部动荡，随时可能出现短缺，从而使我国生产停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从国内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社会再生产过程看，需要降低生产、交换、流通、分配和消费各个环节的交易成本，而我国过去对这方面问题解决不够，内部经济循环不畅通、市场分割化现象还比较严重。因此，加强城乡之间、城市之间、区域之间的合作与对内开放，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畅通国内经济循环，对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确保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无疑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第三，这是我国发展条件变化的结果。美国、日本等大型经济体的发展历程表明，发展中国家在达到一定发展水平后，国内大循环都将取代国际大循环，成为经济运行的主轴和政策制定的核心考虑因素。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已积累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具备了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体的基础条件。从经济总量看，已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世界第11名，到2009年就已超过日本稳居世界第2名，201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近100万亿元，综合国力已居世界前列，是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城镇化率超过60%，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超过50%；从生产供给看，我国具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供应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从消费潜力看，我国拥有1亿多市场主体和2.23亿多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类专业技能的人才，还有包括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14亿多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2019年，国内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55万亿元，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41万亿元，同时我国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投资需求潜力巨大。从发展前景看，从“十四五”时期开始，中国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东、中、西和东北“四大板块”联动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向纵深推进，多点开花、多头并进，因而经济持续增长的韧性足、周期长、回旋空间大。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社会财富积累将不断增加，中等收入群体进一步壮大，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将更趋明显，国内需求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特征也更加明显。从制度保障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又有利于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逐步走向共同富裕，从而为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实现经济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和强劲的内在动力。

        马克思主义的一条重要原理是：一切皆以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为转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洞悉经济社会的新变化，正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因势利导、顺时而为地作出了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一重大战略决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事实表明，构建新发展格局不仅是必要的、适时的，而且也是完全有条件的。

   深刻认识和把握新发展格局这一重大战略决策的形成过程

      新发展格局不是横空出世的“飞来峰”，而是从我国较长时间的现代化建设实践探索和经验总结中走出来的，植根于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生动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经常项目顺差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由2007年的9.9%降至现在的不到1%，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7个年份超过100%。”有资料还显示，到2019年，我国经济大体有了“两个80%”的特征：80%的劳动力、资源、原材料、能源（除石油天然气外）等生产要素由国内供给；80%的产出在国内市场销售。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党根据实际，不断完善政策，为新发展格局的提出作了大量思想理论和政策准备。

       早在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建议，就在肯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相互补充，外部环境总体上对我国发展有利”的同时，强调“要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2010年10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战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强调要“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

 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强调“要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更加有效地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继续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同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将其作为居于主导地位、统领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注重以改革的办法解决供给侧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的动力。在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其目的就是要稳定制造业发展，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提升供给体系质量，疏通国内经济循环的堵点。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要求，强调“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形成国内市场和生产主体、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金融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201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补短板、强弱项”要从民生补短板、基建补短板、产业升级补短板三个方面为切入点，将“释放国内市场需求潜力”与供给侧改革的“补短板”互相衔接起来，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提供了具体政策抓手。

        2020年，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新发展格局这一战略决策并不断丰富完善的重要时间节点。2020年初，我国最早向世卫组织报告了新冠肺炎疫情，2月下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部署疫情防控、统筹推动复工复产的同时，提出了“畅通经济社会循环”的紧急任务。4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阐述了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要求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第一次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5月1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基于供给、需求视角再次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经济界委员联组会上，较详细阐述了新发展格局：“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及其他方面创新，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企业家座谈时，进一步明确指出同新发展格局紧密相关的三大问题：第一，“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第二，“国内循环为主，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第三，“从长远看，经济全球化仍是历史潮流，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强科技领域开放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7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了“新发展格局”的政策思路，指出，“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立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长期协调机制。”这次会议还进一步明确：新发展格局不是一项短期考虑，而是“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的，这也意味着“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将对“十四五”时期的经济工作产生重要影响。在接下来的8月18日至21日安徽考察工作中、8月20日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8月24日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9月1日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9月8日的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9月9日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9月11日的科学家座谈会上、9月17日的基层代表座谈会上、9月22日的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9月28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又多次指出，“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并且强调“这个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